綠色能源成就遠超預期,但碳排放曲線絲毫沒向下彎?

2020/07/14
綠色能源成就遠超預期,但碳排放曲線絲毫沒向下彎?
綠色能源在提升能源生產力和降低成本上,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預期,然而碳排放的曲線絲毫卻沒有向下彎曲。

要人工智慧思想先驅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在2002年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中,分析了二十三種生存風險,他把氣候變遷列入他的全面風險清單中,放在「轟然倒下」這個分類。這類風險的定義:「由於意外事故或刻意的毀滅行動,導致地球原生智慧生命在相對突然的災難中滅絕。」

伯斯特隆姆在論文中分析了與氣候變遷密切相關的「資源枯竭或生態毀滅」,並把這項威脅放在下一個分類「崩解碎裂」,這類風險是在某個事件過後,「人類往後人類性發展的可能性永遠被扼殺,但仍以某種形式生存下去。」這個分類中最有代表性的風險,大概就是「技術性限制」,也就是「過渡到後人類性的技術性困難,大到我們始終無法到達那個階段」。

面對這些可能,我們很難知道該認真到什麼程度。但在矽谷的未來主義先行者圈子裡(這個圈子已取代上個世紀的美國太空總署和貝爾實驗室,成為構築人類未來的工程師),這些可能性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

矽谷圈子的信念是:科技最偉大的任務不是為人類謀求繁榮和幸福,而是創造一種途徑讓我們通往另一種形式的存在,而且很可能是永恆的存在。這種心智出竅的科技應該會讓很多人跟不上,最起碼沒辦法使用寬頻的人就有幾十億,假設你只能用預付SIM卡,要把腦袋上傳到雲端應該會很困難吧。

跟不上這種科技的人,也正是目前遭到氣候變遷狠狠打擊的那群人。伯斯特隆姆把氣候變遷認定為全人類的風險,當然,這樣做的不只有他,如今似乎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在疾呼,只要一有極端氣候事件發生、一有相關研究報告發表,大家就迫不及待想要吸引一般民眾的注意,連像歐巴馬這樣的大人物,都喜歡用「生存威脅」這樣的字眼。然而,除了殖民其他星球的計畫,或讓人類擺脫生物和環境需求的科技預言,我們至今仍未從氣候變遷的啟示中發展出任何足以在可能到來的毀滅面前,心靈得到撫慰、生命獲得意義的信仰,這或許恰恰反映了我們的文化是多麼的唯科技獨尊。

世界往前走,絕大多數人卻被留在原地

認為科技能夠解放人類,讓人類不再受困於勞務和物資匱乏的這種想法,早已是老掉牙的痴人說夢,至少和凱因斯一樣老。凱因斯預言,他的孫子每週工時只要十五小時,但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

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曾經說過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到處都看得到電腦時代的影子,就是生產力數字裡找不到它。」在那之後的幾十年,發達國家大部分人的感受也是如此,甚至感受愈來愈深。

快速的科技變革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幾乎每個層面,但以一般標準衡量的經濟福祉卻沒有明顯提升,以致目前普遍存在對政治現狀不滿的情緒。你感覺世界幾乎已經整個重新改造,在這個世界裡,儘管網飛、亞馬遜、IG、Google地圖讓人感受到一點小確幸,但你多少覺得自己還在原地踏步。

不可思議的是,同樣情形也發生在綠色能源「革命」。

綠能在提升能源生產力和降低成本上,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預期,連當初最樂觀的預測都沒有料到,然而碳排放的曲線絲毫卻沒有向下彎曲。換句話說,我們在取得成千上萬種重大突破、創造出幾十億美元的價值之後,發現自己仍然停留在當年嬉皮士把太陽能板安裝到球形屋頂上的那一刻。

這是因為市場沒有做出相對的反應,只是把新的發電量添加到原來的系統中,而不是無縫接軌的把骯髒能源除役,並以清潔能源取代。

過去二十五年來,再生能源的每單位成本下降幅度之大,我們已經快要沒辦法用同一套標準來計算價格(例如從2009年算起,太陽能發電成本降幅超過80%)。但在這段期間,全球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絲毫沒有提高,換句話說,太陽能沒有漸漸取代化石燃料的市占率,就只是把用電總量墊得更高而已。

對市場來說,是成長;對人類文明來說,幾乎像自殺。我們現在燃燒的煤,跟2000年相比,已增加80%。

但其實相對來說,能源轉換算是最無關緊要的問題了。未來學家斯特芬(Alex Steffen)在推特上做過精采的分析,效果就像氣候危機版的《10的次方》(Powers of Ten)。

斯特芬說,從骯髒能源轉換到清潔能源並不是最大的難題,這是位置最低也最容易摘的水果,「更加困難的是,把幾乎所有使用能源的東西都電氣化。」斯特芬指的是,靠更骯髒的燃氣引擎發動的東西,而這個任務的困難度,又比降低能源需求來得小;而降低能源需求的困難度,又比重新改造貨品和服務的提供方式來得小,因為全球供應鏈是靠骯髒的基礎建設在運作,各地的勞工市場也仍在使用骯髒能源。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把其他碳排放來源全減到零排放,包括砍伐森林、農業、家畜、垃圾掩埋等等;還要設法保護所有人類的體系,因為接下來各種天災和極端氣候將發動猛烈攻勢;同時必須建立一個全球政府系統,或至少要有某種國際間的合作,才能協調這項龐大的工程。

但斯特芬又說,以上這些還不是最困難的,「最難的是一種文化任務,共同想像一個欣欣向榮、充滿活力且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不但要感覺可行,還要讓人覺得值得為這樣的未來努力打拚。」

對最後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想像部分並不難,尤其多數人不像斯特芬對各種難題知道得那麼詳盡。但要是我們能靠想像找出解方,問題早就解決了。事實上,我們確實想像過解方,不只想像,還著手進行,至少綠能就是解方之一。我們只是還沒找到足夠的政治決心、經濟力量和文化彈性去安裝和啟動這些解方,因為這麼做需要的是比想像更巨大,也更具體的東西。簡直可以說必須全盤改造全球的能源系統、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工業和農業,更別說還有我們的飲食習慣、對比特幣的胃口等等,也都需要改造。目前,比特幣這種加密貨幣每年製造的二氧化碳,就相當於100萬次的跨大西洋航班。

我們一直以為氣候變遷是個緩慢的過程,其實它快得令人不安;我們一直以為扭轉氣候變遷的科技變革會來得很快,可惜那也只是一種錯覺。以我們需要它的迫切程度來看,就顯得更慢了。

麥奇本之所以說:慢慢的贏,也就等於輸了,就是這個意思。他還寫道:「假如我們不趕快傾全球之力付諸行動,問題真的會變得不可收拾,人類在2075年做的決定將不會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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